综观我国民谣的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变革、社会相对开放时期，也往往是民谣特别流行的时期。我国改革开放这40年，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与“文革”时期相比，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没有了因言获罪之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旧体制逐渐解体、新体制逐渐形成的时期，旧体制在解体过程中其制约功能日益减弱，新体制在形成过程中其制约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新旧体制的交替、摩擦、冲突，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一些混乱和失范现象，这些现象又使人们对于改革开放既充满希望，又夹杂着困惑、迷茫和焦虑。这正是民谣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所以，改革开放这40年是我国民谣的丰收时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之初，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自主经营，简称“大包干”。实行“大包干”最初几年，多数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实惠，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所以他们曾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

　　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这样包上三两年，

　　又有吃来又有穿。

　　这个时候，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代农民对自己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做了一番回顾：

　　经过淹，经过旱，

　　经过蚂蚱滚成蛋，

　　经过土匪来捣乱，

　　经过鬼子撂炸弹，

　　经过食堂喝稀饭，

　　经过文革大批判，

　　如今才把盛世见，

　　一天到晚吃白面！

　　看，这就是老百姓“论史”的视角！能否吃饱穿暖，这就是老百姓对待历史的评价标准！他们认为，“一天到晚吃白面”就是太平盛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沿海地区出现了“经济特区”，那里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更大的变化。这时就有一些老百姓开始感到改革开放似乎“走偏”了，“变味”了。他们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看不贯，想不通，于是便有了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心态显得复杂起来——既有热情，也有惶惑：

　　先分社，后分队，

　　一步一步往后退，

　　一直退到旧社会？

　　这就是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疑惑和担忧。

　　一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到经济特区参观，发现那里又有了“老板”，又有了“雇工“，又出现了“高利贷”。他们看到“资本家”又回来了，“剥削”现象又出现了，他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些老革命从特区参观回来后就哀声长叹：

　　流血奋斗几十年，

　　一夜又回解放前！

　　农村改革之后，接着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提倡打破“大锅饭”，砸烂“铁饭碗”，废除“铁交椅”，当时称为“砸三铁”。这些纷至沓来的“新生事物”，顿时使人们眼花缭乱。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失去饭碗的下岗职工不免心生怨言：

　　毛主席给咱铁饭碗，

　　邓小平给咱钻个眼，

　　李鹏说“糊住吧”？

　　胡耀邦说“咱不敢”。

　　这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们的心声。其中满含丢掉饭碗的失落感。其实，这不仅是对铁饭碗的怀念，也是对失去“主人翁感”的那种失落感。

　　那些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上班的普通职工，面对别人很快鼓起来的钱包，感到自己囊中羞涩，颇有无可奈何之感：

　　富了海边的，肥了摆摊的，

　　发了当官的，苦了上班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基本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滞后，我国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和“搞活经济”过程中没有政治体制方面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只能依靠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的随机运作。不少国企职工为保饭碗而苦苦挣扎，最后仍无奈下岗，商贩们却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各显神通。这时，当然也出现了很多市场乱象。在治理这些乱象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工商、税务、公安、城管等行政执法人员粗暴执法、胡乱罚款的现象。

　　工人哭，商人笑，

　　满街都是大盖帽。

　　穿黑的，穿蓝的，

　　开口都是要钱的。

　　这一部分民谣多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反映了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困惑和担忧。它作为当时的一种“思想标本”被保存下来，自有其历史价值。

　　到了80年代中期，虽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无庸讳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观念迅速侵入意识形态领域，导致拜金主义滋生，社会道德滑坡，社会公德意识日显淡薄，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悄然兴起，社会风气开始转衰。毛泽东时代树立的雷锋、张思德、老愚公、白求恩等榜样形象在“黑猫白猫”论冲击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人们开始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雷锋叔叔不接站了，

　　张思德同志不烧炭了，

　　老愚公父子不挑担了，

　　白求恩大夫出医院了：

　　——都去经商卖旦旦面了。

　　这些民谣反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在伴生着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也往往让人们纠结、困惑和迷茫。

　　1985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作为过度措施之一，就是在我国实行“价格双轨制”，就是对国企生产的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平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议价）。由于当时商品紧缺，议价就是高价。这时就出现了一些政府官员们利用手中权力“批条子”，把计划内商品批给自己的亲信再高价倒卖出去，俗称 “官倒”。 “官倒”的出现曾经使当时的一些高官及其亲信们大发了一笔横财，成为当时老百姓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

　　老子做官掌大权，

　　妻子跑路忙不闲，

　　条子无腿走千里，

　　公子无本赚大钱。

　　这首民谣所揭示的正是当时一些高干子弟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家致富的轨迹。

　　当然，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转衰决不是单单表现在“官倒”上，而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转衰，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如这一时期全国到处流传、内容大同小异的《十等公民》便可为一证：

　　一等公民做高官，

　　抽了中华品毛尖；

　　二等公民是官倒，

　　出了问题有人保；

　　三等公民搞租赁，

　　坐在家里拿利润；

　　四等公民搞承包，

　　吃喝嫖赌全报销；

　　五等公民是个体，

　　骗了老张骗老李；

　　六等公民大盖帽，

　　吃了原告吃被告；

　　七等公民是演员，

　　扭扭屁股就赚钱；

　　八等公民手术刀，

　　划开肚皮要红包；

　　九等公民交警队，

　　马路旁边吃社会；

　　十等公民是园丁，

　　海参鱿鱼分不清！

　　这首民谣至今仍在各地区以不同的版本演绎着，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行业特权的不满，对社会风气转衰的担忧。

　　80年代末，又一股新的不正之风——公款吃喝风悄然兴起。这股歪风在短短数年内九横扫中国党政机关和企事业机关团体，在城乡各大酒楼饭店都可看到领导干部公款大吃大喝的身影。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经费高达数千亿人民币。对此，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民谣数量特别多。

　　一顿饭吃了一头牛，

　　一包烟吸了一桶油，

　　一瓶酒喝掉一头猪，

　　一屁股坐了一座楼。

　　酒杯中都是百姓血，

　　盘子里盛着百姓肉。

　　这首民谣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老百姓对于当时领导干部公款吃喝这一不良风气的不满。

　　到了1989年春，全国人民要求 “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此起彼伏。在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中、知识分子阶层中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和要求“社会机会均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最后竟然把矛头直指邓小平，最终导致“六·四”学潮的爆发。

　　“六·四”学潮被武力镇压后，党中央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这一政治决策使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此后，社会舆论和纪检监督机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功能越来越疲软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腐败起到了“鼓励”和“纵容”作用，官员的贪腐开始肆无忌惮。

　　人大痴呆傻，纪委盲聋哑。

　　政协瞌睡大，工会光会耍。

　　这首民谣反映的正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功能退化、社会舆论的监督疲软无力的状况。

　　1992年，已经裸退的88岁的前军委主席邓小平到南方巡视，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及“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猛话，当时影响甚大。

　　一个老头八十八，

　　四个书记整掉仨。

　　还有一个没整掉，

　　南巡讲话吓一跳。

　　这首民谣要表达的，就是对小平曾经以军委主席身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以枪指挥党的这种政治体制的不满，也是对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批评。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短短数年内，一些政界高官、国企高管及其亲信便抓住了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的“大好机遇”，政商勾结，权钱勾结，把国有的土地、工厂、设备、矿山等资源，以“承包”“改制”“租赁”“转型”“收购”“兼并”等名义，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廉价卖出买入，顺手牵羊化为私有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利是疯狂的。正是由于疯狂的权力掌控着改革，导致国企改革的两个结果：一是数千万的职工下岗，二是成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以高干子弟及其亲信为主体的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日益坐大，贫富分化也开始日益凸显。所谓“反腐败”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世纪之交的20年，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开始迅速恶化，中国经济粗放型发展，社会粗放型管理，基层计生干部、民政干部、工商税务干部粗暴行政，公安、交通等执法人员野蛮执法，以及城管问题、拆迁问题、上访问题的种种社会乱象，都在这一时期不断出现。

　　送过礼，行过贿，

　　升官路上犯过罪。

　　徇过私，枉过法，

　　曾经暗地把人抓。

　　平过坟，掘过墓，

　　偷偷打过上访户。

　　封过门，扒过房，

　　牵过农民牛和羊。

　　贪过钱，沾过光，

　　也和领导分过赃。

　　造过假，撒过谎，

　　陪同领导嫖过娼。

　　这一时期，党政干部队伍中还出现一种弄虚作假之风，并且屡禁不止，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造假形形色色：有政府的统计数字造假、企业账目造假，官员政绩造假、人事档案造假……只要官员带头造假，民间造假就会遍地开花。一时，假票据、假学历、假证件、假商标，铺天盖地，作为专门办理假证件的“办证广告”贴满城乡的大街小巷。有个别地区甚至凭借制假售假来拉动经济发展。于是，有关官场造假和民间造假的各种民谣便不胫而走。

　　因为数字能升官，

　　敢把牛皮吹上天。

　　别人都夸我也夸，

　　不吹不夸是傻瓜。

　　组骗村，村骗乡，

　　一直骗到党中央。

　　村骗乡，乡骗县，

　　一直骗到国务院。

　　十亿人民都造假，

　　谁不造假谁犯傻；

　　十亿人民都在吹，

　　谁要不吹谁吃亏。

　　假烟假酒假味精，

　　假医假药假郎中，

　　假书假画假古董，

　　假证假票假职称。

　　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三讲”教育活动，其初衷是想在党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使官员的腐败有所收敛。但后来逐渐成了官场上人们心照不宣的遮羞布和“面子活”，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失去信心，基本上是从那时开始的。请看这一时期的民谣：

　　认认真真搞三讲，

　　轰轰烈烈走过场。

　　问题出在前三排，

　　根子还在主席台。

　　老虎作报告，

　　狐狸拍手笑，

　　耗子喊口号，

　　苍蝇戴手铐。

　　见兔子开枪，

　　见老虎烧香。

　　这就是老百姓对于中共十八大前所谓“反腐败”政绩的评价！老百姓看得没错：那一时期的反腐败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刮阵风，就拉倒”，没有实质性行动。

　　缺少监督的官员们肆意妄为，使党风日益败坏。权力寻租现象泛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日益盛行。

　　要想富，调干部，

　　光研究，不公布。

　　吓得干部直尿裤，

　　天天去跑组织部。

　　不跑不送，听天由命；

　　光跑不送，原地不动；

　　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不公日益凸显，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社会下层人民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这些社会问题引发了平民百姓的严重不满。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常常以民谣的形式反映生活的艰难。

　　人空空，钱空空，

　　孤身苦命在打工；

　　爱空空，情空空，

　　夫妻分居想发疯；

　　事空空，业空空，

　　想来想去不轻松。

　　教育，把你父母逼疯，

　　住房，把你腰包掏空，

　　医疗，为你提前送终。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从官场蔓延开来，如恶性肿瘤细胞迅速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引起整个社会肌体的溃烂。相当一大批国民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敬畏之心，大家唯一追求和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

　　党员干部比腐败，

　　社会关系论帮派，

　　国有资产赔本卖，

　　吃喝嫖赌家常菜，

　　坑蒙拐骗是能耐，

　　贪得多了跑国外，

　　见义勇为遭诬赖，

　　白衣天使良心坏，

　　房价高得人无奈，

　　大学毕业去买菜，

　　假冒伪劣处处在：

　　如今社会真不赖！

　　这些民谣反映了老百姓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可奈何。从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反腐败，20多年后腐败反而更加普遍，更加升级，贪者更贪，腐者更腐。

　　反腐倡廉尉建行（未见行），

　　贪污腐化陈希同（晨夕同）。

　　一首首诙谐调侃的民谣，从一个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流行的民谣触及到了各个社会阶层和领域，有义愤，有企盼，有嘲讽，有劝谏，有调侃，有警示。

　　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掀起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反腐大潮，将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才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并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着手修复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着手整饬党风民风，如司法体制改革、纪委监察委巡视制度的改革已经迈开了较大步子。40年来，从来没有见到老百姓像现在这样对“打虎拍蝇”行动这样欢呼雀跃。

　　中国出了个习大大，

　　多大的老虎也敢打，

　　天不怕，地不怕，

　　老虎苍蝇一起抓！

　　这首民谣充分反映了新一届党中央铁腕反腐这一伟大的政治决策的大快人心，也反映了老百姓对于对于反腐倡廉的大力支持。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民谣，是一幅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社会生活的语言画卷。他关乎世风民心，传达百姓情绪，是40年来平民情绪的集中宣泄。它敏锐而及时地“抓拍”了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个瞬间。他记录了40年来我们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留下的一个个脚印。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口头史志和社会标本。我们可以从40年的民谣中触摸到40年来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倾听到40年来发自社会底层的倾诉和呐喊。

　　通过40年来的民谣我们知道，40年前在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是拥护的，是兴高采烈地积极投身其中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屡屡滞后，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导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老百姓对改革开放也充满了担忧、焦虑、困惑和迷茫。

　　有人认为，这些民谣的格调较低，缺乏昂扬向上的气息，在内容上多反映社会的阴暗面、消极面，因而断定民谣在政治思想上不健康，缺少正能量，甚至认为，这些民谣在“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这种批评实在是由于无视民谣特点而导致的对民谣的误解。因为历朝历代的民谣都是以鞭挞社会阴暗面为主要思想倾向的。我们应当承认，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不犯错，任何社会都不会不存在黑暗面。我们应当看到，民谣中确实有牢骚，甚至有谩骂，但这种牢骚和谩骂却是“屈子之骚”和“焦大之骂”，其动机仍是为了“楚国”和“贾府”。鉴赏民谣必须从它的“油腔滑调”里看出人民群众关心社会的满腔热情，从它对社会阴暗面、消极面的“调侃”中看出人民群众对社会正义的热切呼唤，从而感受到它的正能量。

　　从40年来的民谣中我们可以知道：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伴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党和国家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40年来的改革开放破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创造力和活力，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社会价值系统瓦解，也有目共睹。40年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引发的问题同样举世震惊。40年改革开放，在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惊人的社会腐败；在取得了巨大的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和资源破坏；在收获了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

　　无视这40年的成就是错误的，但回避这40年存在的问题，同样是错误的。如果说只看到成绩，不看到问题，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不符合这40年的历史事实。各种媒体对改革开放的成就的宣传已经汗牛充栋，而对40年改革开放的负面评说，却只散见于民谣中和网络中，官方媒体很少论及。4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有些已经显而易见，有些可能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这可以叫做隐性影响。40年来对政治生态和道德生态的破坏恐怕再用40年也未必能够修复！

　　其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它是人治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和开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试想，一个缺少有效监督的权力和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相结合，它能结出什么奇葩果子？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的群体和巨额财富相结合，它会结出什么奇葩果子！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是作者李东海的长篇论文《中华民谣纵横谈》的第三部分。《中华民谣纵横谈》一文拟收入作者辑录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民谣精选》一书。该书已定稿，正在寻求出版发行合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