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BBC专访时任正非说：华为是棵小草，正在努力长成小树苗。此番“小草论”至今听起来还是颇有深意。
当时任正非说，华为在国际分工中只做那么一点点，从来没有感到压力，压力是发展的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去解决对外分配和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任正非认为，华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华为自己。
话虽如此，但华为的5G成长，使华为这棵“小草”现在看起来已经像颗“小树苗”了。
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后，回过头去再听听任正非的发言，一方面能感受到，多年以来，西方世界对来自东方中国的华为的深深忧虑；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任正非游走在东西方冲突中的敏锐机智和前瞻观点，尽管那时他还不能预见到孟晚舟事件的发生。
关于文化冲突，最著名的观点来自于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夏季刊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提出了轰动世界的“文明冲突”理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激烈反响。在随后的一系列答辩文章中，亨廷顿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简称《文明的冲突》），该书标志着其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他还认为：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应当说，任正非也很早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冲突的现实存在，并试图在这种冲突中寻找一条冲突双方可以共同通过的道路。企业不能为文化冲突寻找答案，但企业或许能够成为文化冲突的减震器。正如任正非所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华为在世界大系统中只是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但在笔者看来，世界大系统是依赖一个个“小角色”才能正常运转的。
华为或许能够成为世界大系统不可或缺的子系统，但这不仅需要任正非的智慧，还需要其它子系统的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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