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可能是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吧，很多人开始对大院文化感兴趣。大院文化是新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什么叫大院文化？多大的院算大院？
大院文化的杂交性
   大院有两类：一类是部队的，就是军队大院；还有一类是地方的，比如说文化部门的。
   今天所说的大院文化，指的是军队大院文化。军队大院文化的形成，跟其他地方文化的形成有一点点不同。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基本上都是军队大院文化。
   军队大院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是杂交性。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军队大院生成的背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件事是要稳定国家局面。靠什么稳定？靠军队。当时所有的军种（兵种），以及跟军队相关的大院都需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就选中了北京西郊。当时有一种观点是希望老北京城一丁点儿都不改变，建立一个新北京城，定在石景山地区，今天还有老人把石景山地区叫新北京，就是这个意思。
   在老北京城与新北京城之间，存在着一个大院聚集区。它以天安门为中心向西推进，第一个节点是公主坟。凡是坟地，一般都在郊区。当然，像公主坟、八王坟这些很重要的坟地，都占了比较好的位置。从天安门算起，空军大院是第一家，依次是海军大院、装甲兵、通讯兵、铁道兵、各种政治学院和军事学院等。
   这些大院都是“跑马占地”得来的。空军大院非常大，大院的南侧接近莲花池，全部是铁丝网。栽几个桩子拉上铁丝网，这块地就是大院的了。第二位是海军大院。它和空军大院几乎门对门，中间有一条大马路。毛泽东对空军的题字很有意思，叫“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我们小时候一进空军大院，就看到大影壁上的字。海军大影壁上写着什么呢？依然是毛的手书——“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都比较血腥。打下江山以后，就有一个保江山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常委几乎都是军人，这就是例证。
大院文化是孩子的文化
   由于新中国是军人打下来的，军队大院就有特殊的一部分供应。军队大院文化，实际上是孩子的文化，跟大人无关。大人都是从旧中国过来的，都是军人，都是打过仗的，我们小时候听大人说话，都是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大人之间说话不能讲方言，来自五湖四海，是靠普通话沟通的。但他们的普通话都不标准，只有小孩说得准。
   大院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大社会，它的社会功能是自然形成的；在军队大院里，它是一个完全的设计。首先，办公区和生活区是分开的，生活区中你想有的全有——有医院，没有医院也有卫生所吧；有商店，叫军人服务社，除了卖百货，还卖菜卖肉，什么都有；有学校，有幼儿园，我的小学就是在空军大院育红小学上的。有的大院里还有中学。我们不出大院，就能办所有的事情。
   早期“跑马占地”，有很多地方是荒芜的，也没有人来。当时占的地非常大，我们小时候去干嘛呢？打鸟，捅马蜂窝。我最爱干的事就是捅马蜂窝，打马蜂窝有两种方式，低处的拿竹竿捅，高处的拿弹弓打。下雨天，从家里拿出军队的大雨衣，极厚，马蜂肯定蜇不透。穿上雨衣以后，把手脚罩住绑紧，把领子口扎紧，就剩脸了，再去打马蜂窝。
   每次打马蜂窝，去的时候精诚团结，但只要马蜂扑下来，马上就作鸟兽散。有一次我们去打一个巨大的马蜂窝，也不知道是谁，一弹就命中那马蜂窝，但马蜂窝没掉下来，马蜂蜂拥而出。你今天对“蜂拥而出”的理解都是字面上的，我们的理解是非常具体的。我们撒腿就跑，要不然就原地趴下，脸贴着地，因为脸贴着地就是安全的。我看见马蜂扑在人身上乱蜇，但是雨衣蜇不透。
   有一回一个孩子被蜇脸上了，那声惨叫，雨天传得特远。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孩子的脸眼瞅着就肿起来了。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有点经验，马蜂一蜇就赶紧往脸上尿尿。尿是管用的，尿里含碱，碱性能跟马蜂蜇的酸性中和，如果刚蜇的时候迅速涂上尿，会减轻疼痛。这大孩子立刻掏出小鸡子，直接就往那孩子脸上滋，滋得满脸都是。马蜂蜇完脸以后非常恐怖，隔了天等我看见那孩子，眼睛根本睁不开，一条细缝，脸肿得巨大，想看人都得扒着看。过了几天好了，那孩子说他一定要把马蜂窝打下来，一定要为自己报仇。做事不计后果，这就是大院文化独特的文化特征。
刷夜·佛爷·打架
   我们真正开始有半成人意识，就是“文革”期间。“文革”那一年我十一岁，我就开始辍学。一点都不痛苦。我今天也不痛苦，就特快乐，不上学了多快乐！
   我们那时候形成了很多行为，形成了很多特有的语言，比如说可以不回家。今天的孩子不回家，家长都得哭晕过去。那时候孩子不回家，家长根本就不着急，爱上哪儿上哪儿。我往外跑的时候，我爹后面就跟一句话，说你有本事你一辈子都别回来。他不怕你往外跑，所以你晚上敢不回家，叫刷夜。孩子们有时候就很得意，回去说我就刷了一夜，这一夜没回家，跑小伙伴家里去住了。有的人高兴时会说：我连刷三夜，我刷三夜我们家都不找我。
   那时候的孩子呢，说起来有点手脚不干净。手脚不干净今天称之为偷，偷是一个很难堪的事。小时候也不叫偷，去拿人家东西用呢，这词呢就很委婉，叫“佛爷”，就是小偷。我记得有时候做什么事缺点东西，就有人说，一会儿我给你佛一个去，这东西一定是不花钱的。那时候，孩子们基本上都没钱，谁兜里有两毛钱就不得了了。

那时候，由于受革命战争教育，特别愿意打架，特别喜欢打架。很多时候，打架都是因为互相看了一眼。行话叫犯照，说丫跟我犯照来着。所以你要怕跟人家引起正面冲突，你就不能看人家，你要看人家一眼就会惹麻烦。一朋友在新侨餐厅吃饭，他们这桌刚上来菜，那桌就有一个人跟他们犯照，就是看了他们一眼。他就看了那孩子一眼，那孩子又盯了他一眼，他就“不忿”了。“不忿”是什么意思？就是愤怒了，就是觉得我得整你一下，我不怕你。这孩子怎么干呢？拿了一瓶红酒，小时候喝的那酒，一是红，二是甜，特甜，跟甜水似的。他就拎一瓶红酒，悄悄过去，照着人家脑袋上哗啦一下子，那孩子连血带红酒弄了一身。他撒腿就跑，从新侨饭店一直跑到北新桥。你知道有多远吗？我估计十里路总是有的。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很空虚，觉得只要能赢，不管原因也不讲原因，只要人生能占上风就是英雄。从部队成长起来的孩子，金钱观淡漠，非常淡漠；非常讲义气，打架时大家都冲在前，没有人后退，后退会被人耻笑；讲感情，我们小时候有很多说起来都是两肋插刀的朋友。
特权文化的时代烙印
   当时对军队比较优待。首先，军队的供应是充分的，比如粮食供应。服装是发的，家里的布置都是发的。我们小时候的家具都是发来的，说家里需要一个椅子，打报告就领一个；说家里添了一口人需要一张床，打报告就领一张床……没有一件东西是自己的，全是公家的，就形成了我是公家人的感受。
   由于缺什么领什么，一旦出了军队大院，你就有比较强的社会优越感。
   我们家那个家具和东西可怜到什么程度呢？ 1968 年年底到1969 年年初，全家去东北，东西要精简。所有的东西，从衣服到炒菜锅都装进去了，就两箱子——九十公分长、五十公分宽、四十五公分高的木箱子。炒菜锅装进去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把木头把儿卸下来，把锅搁进去，拿报纸包着，把它单包着搁在一边。五口人的全部家当就这么两箱子。这就是当时军人的财产。
   一个在这样生活观念中养育出来的人，对财产就不会有很强的占有欲。我们小时候使人家的东西，或者把东西送给别人都很自然；拿人家东西都觉得不叫拿，就以为东西都是该拿的。比如我们在楼道里刷牙，一看没牙膏了，就到处找，看哪儿有牙膏就挤，只是挤人家牙膏比挤自个儿牙膏更多一点，拐一弯，是吧，人都这样。我们小时候拿别人东西不当东西，拿自个儿东西也不当东西。
   我认为，比我们大几岁的人受大院文化的影响更深，我指的是1966 年应该上中学的人。1966 年我上小学，但我们这批六十岁以下的人里也出了很多名人，对吧？反映大院文化的作品中，公众比较熟知的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叶京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有《大院子女》《血色浪漫》《看上去很美》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大院文化的代表。对大院的孩子来说，它是一种怀旧和青春的表达；对外人而言，大院文化则不免会引起羡慕。我们能感觉到北京市民阶层对大院的情感，那一定是羡慕的。他们羡慕什么呢？比如我们老演免费电影——露天电影。在大院里几乎是经常放映，而且是放映新片子，周边的人就想办法混入到院里，或者是让大院的熟人带进来。
   还有，由于大院，尤其军队大院本身具有保密性，所以对外面的人，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他们就会有窥探心理，就觉得你那里怎么那么神秘。现在想想，大院文化其实含有某种门阀观念。
   那时候独有的这种特权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它满足了部分人的特权心理需要，比如像我们这些在那个大院成长的人。我们小时候最重要的一种时装叫军装，你若能穿一身干部军装，到地方去都会让人家羡慕。
   我们小时候所处的那个生存环境，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