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40年的缅甸来信

   近日，文革前高中老同学聚会。曾在云南兵团的张荫堂送了我一本书，名为《八千子弟》。作者是一批当年在云南的知青。其中曾赴缅甸作战的景立人也是我中学的校友，他所写的“追忆战友张育海和沈大伟”一文，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我的朋友张育海，当年是如何在缅甸牺牲的。

   张育海原是北京四中高二的学生，智商颇高且具领袖风范。文革中在北京时，我们曾在一起谈天说地，还办了张名为《只把春来报》的小报，从写稿、编辑、印刷到沿街叫卖都要亲历亲为。我至今还记的，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厂去印报的情形。后来，我从云南回京不久，就听说他也去了云南，后又去了缅甸，是在那里打游击。

   其间，记得景立人一次回京，曾和我们聊过在缅甸的情形，还介绍了在德钦丹东和德钦巴登顶等缅共领导人的指挥下，他们的作战生活，并展示了从缅甸政府军，被他们称之为老缅那里缴获来的手表、罐头等。他和张育海，在那时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心中的格瓦拉。

   在此之前的1968年秋季，毛泽东曾身着军装，亲自接见缅共领导人，《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缅共的斗争业绩。张育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投身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世界革命战争中，却没想到在一次战斗中，持枪冲锋，中弹身亡，牺牲在异国苍凉的山林中。

   张育海是在1969年3月去的缅甸，同年6月2日，他从缅甸给在北京的朋友们写来一封信，这大概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了。内容主要是针对朋友中有人感到在城市前途渺茫，也想南下从军，张育海对此谈了些他的想法。由于我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就找来看，并至今保存着这封信的手抄本。

   年代久远，斯人已逝，信中部分字句都模糊不清了，尽管当年特殊大环境带给这代人的历史局限，但至今读及，仍感慨无限：

“xx：

   来信收到了，老朋友中，除刘杰外（他只来过一封信，问问这里的情况，表示想来。）你们这是第一封， 对我真是喜出望外，本来，我已绝了和你们通信的望了。

   细读几遍，无限感慨，人世沧桑，短短半年，朋友们不但天各一方，而且精神上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各奔前程。多数人都被沉重的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实在痛心得很。

   半年遨游天下，驰骋南北名满京华，一时的长、捲、星（ 注：三个战斗组名称）算是烟消云散了，但当年我们度过的那段时光，现在一闭眼就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在南来的路上，抬眼就见到我们当年走过玩过的地方，触景生情，当年串联的情景就如昨日。这边昆明插队青年的情况也一样，消沉、痛苦、颓废、堕落，或发疯、或自残，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是学生们的通病了。十几年的教育，学生成了一些空怀大志，但又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一旦原来习惯的生活道路走不通，落到从来没有想到的地位，一个物质生活条件，精神生活条件极低，而且远离亲人，远离（现在想起来更加）灿烂的城市的家庭，自然要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不知怎么熬下去。而被单调的生活，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精神分裂。

   我爱我的朋友，为他们的不幸而痛苦，由于我自己到了这个似乎很令人羡慕的地位，而更感到痛苦。我希望他们幸福，而又无能为力，我所能做到的，只不过请你们转达给刘杰，以及其他那些朋友们，无论前景如何惨淡，环境多么艰辛，千万不要绝望，不要作践自己，不要把颓废作为出路。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机会还多，不要把环境看死了。难道我们的经历不能说明了“否极泰来”，显示了辩证法的威力吗？不要太悲观了，历史的经验证明，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必然由不断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不是当年拿破仑，那属于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完全不同阶级内容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你们在国内对“九大”一定了解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指明这一点，在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永远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要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的，不是没有机会投身历史浪潮，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得，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他自己说的话）“不是幸福特别照顾他，而是幸运抬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如果能有“天将降大任于----”的思想，就会不怕环境的艰辛，而别人颓废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吧，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时，谁又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

   至于我走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的生活压力，而企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而博“一次”、“跳”一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有希望的出路。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暗淡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不惧怕艰险而锻炼直上的“战士”。对于没有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成万吃人的惨剧！当然，从马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然的必然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和刮风下雨一样，不管你是否喜欢，而自然要来的，是人类解放必须的。当然不能像那些学生那样浪漫的去想，战争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和兵力计较上有意义（我不是说人的因素，而是说人的价值），为战争整个的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尽管胜利是肯定的，甚至就在眼前，但你却看不见，像董存瑞就是突出的例子，而为了战争的胜利，守到一个人，没有什么援兵，肯定要守还是要守。明知要死，不顾牺牲，要冲上去的事是家常便饭，塔山阻击战呀，上甘岭战役呀，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缓冲阻击战呀，斯大林格勒战役等比比皆是，朝鲜战争初期之比是一：七，我伤之七，美伤之一（后期相等，后为七：一），有时几个军被消灭的也有，而电影上的战斗，太浪漫主义了。这不是战争恐怖论，而是冷静的认识。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军事行动必做的牺牲。而学生中摩拳擦掌者是否准备无条件献身呢？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一颗子弹来了，就人事不知，多利索，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或激战中冲上去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枪，连敌人还没见到就完了也不少。打大仗的时候，有时一个班，一个排为通过封锁线而全部报销的也有，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冷冰冰的地上，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为后方医院来不及治，流血过多，经长期的痛苦和挣扎，头脑清醒的死去。古诗中“谁知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惨凄悲戚之外，即在于此。学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学生，有很多抱负很大，看不清，在心里存有“在革命中成就自己”的想法。而当革命需要你牺牲时（不是我们平时写文章的高调），而是实在的献身怎们办呢？另外，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字，无论多危险，要冲就得冲，无论你如何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得冲，你累？你病？你力不胜任？没有的事，干不了也得干。纪律要你这样，环境逼的你这样，否侧战斗就要失败。在军队里，最好不要要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另外，部队里也不见得没有矛盾，而且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致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没有缓冲而尖锐无情。总之，对战争来说，只有胜利，只有干到底，不论路多长。我现在停在战区的战场，横观世界，竪看历史，是最舒服的。战争发展起来，定是要艰苦的，关于卫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们也知道不少，那种时候，欲罢不能，有些人要停战了。在云南短短的战斗，对生活影响就极大，莫要说那么遥遥无期的战争了。

   当然不是说刘杰就不行了，我有冠心病不是也干了（注：张有肺结核）。但有两点：一要珍惜和平的幸福，例如不至会饿饭，半夜不必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泥泞爬山路，不必雨中住山头等。二不要以玫瑰色眼光看待战争，xx北京入伍，还没有到战斗单位就回去了，他以前的热情不亚于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除思想准备足，或天性如此的人外，适应战争的太不容易了！朋友中大概大伟、任杰（注：去莫旗插队）最合适了，而xx就要深思熟虑了，不要匆匆下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一次叮咛勿冒失，这儿走错了不比国内，我们的身份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定的，众说纷纭，这本来是件悄悄的事，现在大张旗鼓，反叫中央为难，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公开承认。所以不要冒失！

   当兵的和死打交道，不耐烦说话拐弯，信里写的不是打官腔，也不是吓唬人，只是希望大家保重，不轻易挺而走险。当然，战争生活是有其迷人的一面，不及多写信，请转看，我毫无顾虑！

   问一切朋友好！

   遥祝   

安康

   育海  1969、6、2”

   40多年过去了，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这封信，我仍愿把它呈现给大家，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起码让他们了解到，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国家曾有过这样的一批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