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尽管“四人帮”等搞文化专制，可民间的文学活动却压抑不住，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职工业余文学创作组就是一例。这里的文学创作活动可追溯到1952年，当年老舍、赵树理等曾主持讲座，而首任创作组组长就是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

   我在1975年被同在一机床的著名工人诗人王恩宇介绍参加创作组。记得当时的成员有徐刚、理由、寇宗鄂、韩忆萍、陈松叶、陈满平、何玉锁、时永福、张宝申、陈文骐、杨俊青、朱岩、揭培理、白云海、张策、李曼等，辅导员叫彭慧贤。文革后，当中许多人都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和文化出版界的活跃人士。

   当时紧靠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确确实实是劳动人民的文化宫。对于我来说，这里是学习的校园、文学的殿堂和会友的平台。每周六的晚上6点至8点，是我最为兴奋和忙碌的时侯，到这里和四面八方赶来的文友们相聚，有人为了这难得的两个小时，来回途中竟要走上相同的时间。每次大家都像久违的朋友般亲热，相互谈论着各自的创作心得和体会，有时还能得到臧克家、草明、杨匡满等专业作家的辅导。

   活动结束，当大家从三殿结伴而出时，文化宫已经闭园，文友们漫步在这古色古香、松柏参天的昔日皇室太庙中，继续着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有人竟边走边高声朗诵起自己的诗作，那悠扬顿挫的肺腑之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与当时园外长安街肃杀的政治气氛恍如隔世。

 我与文化宫的感情，还有另一层关系。文革期间，每逢“五一”和“十一”等节假日，会在各大公园举行游园活动。我所属的机械局都被安排在这里布置游乐项目和展台，前前后后要待上好一段时间。

   在此之前，北京的各剧团要彩排，做准备，以便节日期间在公园和剧场演出。那时的节目是要通过审查才能公演，于是，由北京市文化局的原局长田兰、马玉顺等组成了审查组，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也不知是谁的安排，我和首钢的另一女工也被叫来“掺沙子”。

   于是，连续两年的“五一”、“十一”之前近一个月时间，我有时会有机会参与此事。所谓演出审查，就是先阅读各剧团在彩排前送来的剧本，然后再看预演，提出些冠冕堂皇的意见，有时一天要看上好几场演出，全然没有平日欣赏演出的惬意，等到晚间开会讨论时，往往会张冠李戴把节目都搞混了。

   但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通不过的演出，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标准在哪里。文化局的那几位领导刚刚被“解放”不久，常常让我们这两个工人阶级先发表意见，而我们则把这件事当成是看演出的好机会。那时，真是看了许多不同剧种的演出，并因此结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如北京木偶剧团团长仇英俊等。

   这期间，我写的一个剧本被北影编导室的陈瑞晴和施文心看中，两位老师几次谈了她们的修改意见，使我获益匪浅。我和陈瑞晴老师至今仍有来往，她称我为她的“青年朋友”。2006年10月，她还送了我一本她的著作《只有云雀知道你》，记述了她被错划成右派后在北大荒的生活，书中还有丁聪的插图。如今她在北影当导演的儿子余小兵和在军艺当老师的女儿余素丽也成了我的朋友。施文心老师是演员葛优的母亲，我后来见到葛优时，还曾和他聊起过此事。

当年和文学创作组的诗友在北京十三陵水库。 和葛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