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这一概念，近年在内地风行，真是件好事，不仅提高了个体的公民素质，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温暖与和谐。

   “非典”期间，我正在香港。晚上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放一位志愿者将一箱箱甜品送到威尔士亲王医院，是为了感谢“非典”期间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白衣天使们报以掌声，一个女护士问这位来自大浦的小伙子店开何处，表示今后会去光顾。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的互动，看后着实令人感动。其实，这个小伙子本非大善人，开店前喜好飙车、醉酒、打架，曾是个不良青年。但这次他被感动了。

   我还从报上看到，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甘浩翔趁学校停课空档，不顾家人反对，走上救护车做志愿者，接送“非典”病人。面对母亲的反对，他坚持说：“有的嘢一定要有人做，个个都话惊，有需要既人点算？”他坦承，尽管自己压力很大，但还会全心投入工作。许多人都被他感动了。

   面对“非典”给社会帶來的压力，香港各界纷纷捐款捐物，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打好抗击“非典”这场硬仗，整个社会都被感动了。

   我在香港工作的几年中，看到困扰当地的经济低迷、负资产、減薪、加稅，再加上疫魔肆虐，但真情仍在人间。

   在来香港前，常听一些人议论港人，多批评他们是经济动物，在物质压迫下，锱铢计较、只重金钱，但我在这场危机中，看到他们所表现出的彼此关怀、守望相助，不仅感动了他们自身，也感动了我。我不仅在传媒上撰写文章，称颂那些忘我抗炎的人们，还与内地联系，引进防范“非典”的中草药。

   平日逢周六，我走在街头，会看到一手拎着筹款箱，一手拿着捐款胶贴，在帮助慈善机构筹款的中学生。当我把零钱放进筹款箱后，他们就会在我的衣襟贴上一个胶贴，这样，再碰到其他中学生时，他们就知道你已经捐款了。

   在一些大型公益活动举办时，我还看到有成百上千个带着臂章，身穿统一服装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些义务服务的志愿者。

   据我了解，截至2007年底，香港已有70万人登记作志愿者，占全港700万人口的十分之一。一年中，他们为香港和世界各地提供了1700万个小时义务服务，按人口比例超过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而每年向全世界捐出的善款数额更是名列前茅。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快就有香港志愿者出现在了灾区。

   在这些志愿者中，不分贫富、贵贱，上至行政长官，下至失业人士。曾荫夫人曾鲍笑薇曾在“2007年香港义工嘉许典礼”上表示：香港人没有因为工作忙碌而薄情寡意，也没有因为揾食艰难而自私自利，他们有着强烈的公益与公民意识，有着高尚的助人为乐、热心善举的精神。义工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

   香港的志愿者历史已有100多年，全港有1700多个招募义工的慈善团体，来源于教会、慈善机构、公益团体、工会、街坊会等，如乐施会、东华三院、保良局、童子军总部、青年协会、仁爱、工联会、基督教女青年协会、圣公会等。一个香港朋友告诉我，他们参加志愿者，需先到在政府注册过的慈善团体登记，然后由这些团体进行考核，包括专长、技能、体能、毅力及对社会公益的承诺等。

   港府专门成立了义工发展局，福利署还有负责推广义工服务的督导委员会及18个区工作小组。香港的公务员自2005年实行五天工作制以来，有更多的人参与志愿者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在2002年开始推行“公务员义工计划”，鼓励公务员善用业余时间帮助有需要人士。2007年，曾荫权更是公开号召，在香港推广和发展社会企业，而且港府成立了社会企业管理部门，在更高层面构筑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