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和65中的校友们 文/赵兹
热眼旁观30年（5）
2011-05-04
5、和65中的校友们
65中是北京唯一一所纯高中学校，其前身是北京育英中学，始创于1864年，冯玉祥、胡适都曾为学校题过辞和匾。1949后，学校拥有杨天恩、黄子彦、刘耀昕、唐景一、蓝倚年、齐连昶、仇焕香、孙强、孙鹏、王万海、刘茵等一批优秀教师，其中黄子彦是北京市中学中仅有的四名特级教师之一。学校还有着当时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室内木地板体育馆、图书馆和室外大型运动天梯等设施，以及用当时民主德国总统名字命名的“皮克班”。
优秀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1962年在北京市数学比赛中，唐守文同学获得第一名，受到华罗庚的接见。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各种文体项目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同学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文革前有著名导演夏淳、著名演员刁光覃等。文革后，有中国实验话剧院演员剧团的团长艾俊迈，空政文工团话剧演员舒悦宣，《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晓钟等。
还有名倾京城的书法家赵家熹，北京的街头和店铺常可见到他题写的扁额。他仅长我一岁，在北京景山学校任高级教师，可惜于1999年因病英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人山人海，我见到许多朋友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才知道向他学习书法的学生有哪么多！
家熹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是写给我的，之前，不管是他来我家，还是在外见到，我向他索字，他总是推脱说：咱们老同学，什么时候写不成？就在他病逝的前几天，我去民族饭店开会，恰碰到他来这儿讲课，看到他桌前放着笔和纸，我就不客气地说，家熹，给我写幅字。他看了看周边的人，自言自语地嘟囔道：本来说好只讲课，可碰上我的老同学，没办法。然后问我，写什么？我说，随你便。于是，他右手执笔，左手攥成个拳头，按在脑旁似在拟词，随即大笔一挥：“铁石梅花气概 山川香草风流 赵兹同窗吾弟雅教 丙子仲秋家熹”，字如蛇斗，墨香四溢，有人将宣纸提起展示，顿时博得了一片喝彩声。
我小学时喜乒乓球，是景山少年宫的学员，教练叫庄正芳，他也曾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师，我因此在同学中常以庄则栋师弟自诩，得意过好一阵子，尽管我根本没见过一次其本人。2009年6月的一天，在一个偶然场合，我碰上了庄则栋和他的夫人，虽然他的相貌和媒体上看到的一样神采奕奕，可我却觉得他的身高比想象中矮的太多，我这次还特别和他说到了我们当初共同的教练庄正芳。
上高中后，我参加的是跳伞训练，逢周末会去龙潭湖畔的伞塔学习跳伞。先是地面练习，在双膝间夹上一根树枝，站在一个近3米高的台阶上，向下面的沙坑里反复练习蹲跳，而且着地后树枝不能掉下来，以示双腿是紧紧夹在一起的，否则容易发生骨折。
之后，再练习不脱钩跳伞，我曾一次次被吊上伞塔，又一次次被吊下来，一直到最后才被允许脱钩跳伞，当教练示意可以脱钩时，我用力拉了一下胸前的伞绳，人就忽的一下子被抛到了天空，待稍事平稳后，再用左右两边的伞绳调整方向，这时的降落伞有一段在空中安稳漂浮的时间，每当此时，置身于数百米的高空之中，悠然向下俯瞰，美丽的北京尽收眼底，年轻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文革开始后，父母被关进“牛棚”。班主任孙深委婉地通知我，记不大清他当时所说的理由了，反正是从此中止了我的跳伞资格。在此之前，我曾报名参军，也是报考空军，并一路过关斩将，身体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自然是政审没过关。没能实现上天的愿望，否则，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此外，65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中科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文学家刘心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2005年，我曾荣幸地与这些杰出校友共同成为校友理事会理事。
那个年代，想考大学的初中生都会力争考取这样的优秀高中，而不准备上大学的，则会考取中等专业学校，大家目标明确，心态平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不像现在这般，一人考学，全家紧张，千军万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
当文革这场反文化的革命把所有大学校门关死后，也把全国千万青年的心关死了。尽管后来，我得以参加了文革后首届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考试，但直到30多岁，才得到袁宝华校长签发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证书。2009年6月29日，我的论文《社会企业与大学精神》还获得了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大精神与大学精神”征文三等奖，这是由校长纪宝成等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评选出来的。
文革初期，社会乱作一团，满街抄家的抄家，随意给人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昨日还是同桌的学友，今天却因出身不同而反目成仇；昨日还是人们熟知的领导和名人，今天却成了阶下囚。大街上充斥着游行队伍和革命口号，火车中塞满了各地串连的学生，报纸的头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林副统帅身着军装，检阅浩浩荡荡红卫兵大军的巨幅照片。有时，一张报纸头版的全部版面，仅会被两条标语和一幅照片填满，堪称报纸奇观。
16岁的我，环顾左右，茫然不知所措。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就常常躲在同班同学文斯家中看书。他家在如今中央戏剧学院附近一条叫板厂的胡同里，其父是《九歌今译》的作者、文化名人文怀沙，当时还在被关押之中，家里只有文斯的奶奶，我们都叫她婆婆。婆婆待我很好，不仅常给我做饭吃，有时还叫我住在她家里。
文斯在文革后去了日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1993年我到东京在电通公司研修，他曾到我住的热海庄酒店看望我。其弟文京一度还常常和我联系，探讨过如何提升其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谁知文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时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章杂志上，且时发出惊人骇世之语。我后在采访“两会”和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期间，曾和这位世纪老人，却有着年轻人般心的政协委员共忆过往事。
文家当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古今中外，林林总总，还有郭沫若、夏衍等的大幅照片和题字，堪称一座迷你图书馆。记得常来这里的，还有当时一些所谓黑帮子女，如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乌兰夫的儿子苏尼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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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5中操场的天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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