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到云南上山下乡（上）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三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就这样，全国总共有近2000万知识青年被浩浩荡荡送到农村去。其实，当时的真实原因，却是因文革造成国民经济停滞，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积压下来的大批学生了。

    端于这场遣散城镇剩余劳动力的运动，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城镇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才告结束，但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后遗症很长时间未能消弭。

   文革后，有人将这场运动归结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不仅加剧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大批年轻人荒废学业，失去了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黄金时光。同时，还给国家、农民和知青家长增加了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了百亿元，这在当时可不是笔小数目。

   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东北、内蒙、云南和新疆等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这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年轻人过着算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另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一个个“知青点”，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就劳动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收入很低，生活很苦。知青来后，无异于与民争食，不仅养活不了自己，还要靠家里接济。

   一批批知青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少数人的确是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去上山下乡，但多数人却是带着难言的苦衷，被动员、强制而不得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而此时的我，为了摆脱在北京毫无希望的生活，同时按照我的性格，是愿意去建设兵团的，这样会和众多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同学一起生活，精神上应当是愉快的。

作为当时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同时受到《边疆晓歌》、《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等小说和电影的影响，我在没有等到被学校分配下乡的情况下，一时兴起，与先期分配去云南建设兵团的同学一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记得同行的同学有齐孝源、张荫堂、乔森涛、朱小米、梁景文、刘志刚、孙炳成、李红，还有北京二中的陈景茂、王世平、曹振东等，李红是其中唯一的女生。

   那时，从北京开往云南的火车需要几天几夜，中途会碰到铁路被水冲坏的情况，沿途还不断的有人上车，甚至连座位下面都塞进了人。头两天，我们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还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大家可以分享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后几天，就开始没吃没喝了。

   这时，我才知道，在没饭吃的情形下，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每当火车停站前，就有几个人等在车门旁，火车一停就迅速跳下车去，快步冲进铁轨旁的甘蔗地里，合力拔起一根根甘蔗，然后，拖着就往火车上跑。有时，会遇到各种野兽，一次，曾有只狼扒到了车窗前。更多时，会遇到农民在后面追赶，火车上的人则同心协力，纷纷聚到车门口，一时间，车上的人攥住甘蔗的一头，车下要抢回甘蔗的农民则拽着另一头，如同拔河一般。决定胜负的时候，往往是火车的启动之时，这时，火车下的农民保证会溃败散去。

   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火车站，现在留下的印象中，当初的火车站好像仅有几间小房子，四周一片空旷。我们找到了先期来云南的高三同学李津铃、顾君德和王燕生，不久，去西双版纳兵团的同学被接走了。我们几个由于没有下乡手续，只得和后又抵滇的北京二中的夏之东、陆其等一起被迫困顿在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