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眼旁观30年（15）

2011-05-23

15、红五类和黑五类（下）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当了工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后的69届又大都被分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当时在北京，能穿件一机床的工作服是件挺时髦的事，可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大都被安排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你们是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需要加强改造。

   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锻铆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意思是说，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冷加工的技术工种，大家都争着干；铸锻等热加工的重体力活儿却没人愿意干，而我们这些被分到一机床的同学，男生多被分去当铸工和锻工。文革前，干这种活儿的，几乎清一色是从农村招来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社会上把“打铁、撑船、卖豆腐”当做三大苦力行业，我干的锻工，也就是打铁。还有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36元，等学徒期满后的工资是40元零1毛。当时吃饭凭粮票，社会上一般人每月只有二、三十斤，而我却有48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每逢吃中午饭时，师傅们就会一手掐着三、四个馒头，另一只手攥着根咸菜萝卜，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每天要分早、中、晚轮流上班，叫做“三班倒“，还需提前近一小时到班，这是“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的时间。夏天，大家会坐在车间外铸铁焊成的铁凳上，像诵经一样每日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内容，目光却追随着对面的工具车间外，那里总有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女工，穿梭在灌木丛中捡拾废铁，就像是几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上班时间到了，先是把全身衣服脱光，换上厚重的劳动布工作服。不管盛夏还是严冬，每天的工作程序始终如一：先推开喷吐着灼人火浪的炉门，将一块块数十斤重的钢料扔进1300多度的煤气炉中。近一两个小时后，待钢料烧得通红透亮，就用长长的铁钩拉出炉外，再用一米高左右的大铁钳夹紧，几个人合力举放到铁砧上，随着数吨重的汽锤急速猛烈敲打着钢料，瞬间，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车间里的几台汽锤同时交替轰鸣，犹如一曲雄浑的地震交响乐。

   此时，飞溅的氧化铁皮和滚烫的机油，不时会钻进工作服的领口和袖口，硬沾在皮肤上，火烧火燎的，而你却只得握紧铁钳，不能向后躲闪。一次，一块拇指大小的氧化铁皮飞进领口，灼得皮肉吱吱作响，我却只得像邱少云一样，忍受着烈焰的煎熬，坚持到把钢料锻打成图纸所标示的形状，致使脖子上留下了一块烫痕。

   我的眼睛也曾被灼热的铁屑击中，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至今，我的左眼眼白中还留有一点锈痕。另外，还曾出现过锻打中的钢料，在汽锤重力冲击下，猛地飞窜出来伤人的事件，一个工友的满口牙齿被打光，脸部也被烫伤了。

   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油渍满脸，汗流浃背，要去浴室洗澡，等十几个小伙子从那个见方的浴池里爬出来后，水面上留下的是一层漂浮的黑色机油。即使是在隆冬季节，工作服的前胸后背也会留下一片片白色汗渍。

   在刚干锻工的头半年，我下班后每晚躺在床上，仍会感到被炉火烘烤的脸颊在一阵阵发烧，耳边轰鸣着重重的汽锤声，迟迟不能入睡。用师傅们的话说：锻工这活儿，好孩子不干，坏孩子干不了。

   十多年后，一次我陪同朝鲜工业代表团重返一机床参观，和师傅们自然相见欢。但遗憾的是，锻工当年的那种工作状况却未见任何改观。

   那时，男同学的状况大抵如此，而女同学多被分去当油漆工。文革中没有环保概念，苯中毒成了常见的事情。分到铸工的女同学还成立了“铁姑娘班”，干着与她们在体力和生理上都难以承受的活儿计。下班洗过澡后，眼睫四周还会残留着黑砂的印记，就像今天时髦女孩子们画的眼线。

   一次，有个女生实在干不动了，就偷偷将十多斤重的风铲用铁丝捆绑在一人高的大铸件里，任凭它在里面四下翻腾，发出刺耳的轰响，自己则悄悄爬上车间的房顶去歇着，一下子就睡着了。等到下班时，别人以为这个大铸件里还有人在干活儿，敲打后不见回音，就钻进去看，却不见有人的踪影。后来，这些女同学中果然有人得了红斑狼疮和癌症，才是20来岁的年轻姑娘啊！

2009年夏季，一次和原一机床宣传队的尚之华、王原平、李黄等工友们聚会，歌手窦唯的父亲窦少如告诉我，他当时在加工车间当班长，却常到铸锻车间来转悠，心想自己可得要好好工作，否则，若被分到这儿来干活儿可就惨了。

   然而，艰苦的环境也造就了人才。当年从铸工干出来的同学赵家骐，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赵纪平则是海南博鳌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还有比我小几岁的，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北京青年报》副社长的贺帜生、中国机床总公司北京国机展览中心总经理周国都等。

和一机床的锻工师傅们。

铸工车间的铁姑娘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