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5日，茅予轼应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邀请作讲演，一位退休教师赵常德在会场外表达了激烈的抗议——打出标语“打倒汉奸卖国贼，茅于轼滚出成电”。

退休教师赵常德

赵常德是一位75岁的退休教师，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无线电物理系电子物理专业，毕业后在电子科技大学任教，1998年退休。然而，赵常德并未倾心于其专业方向，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是挑战爱因斯坦，写了多篇“论文”质疑爱因斯坦相对论、质能方程等，并且还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员”。除此之外，他还研究月球起源和地震预报。赵常德自己视自己为“民科”，在“民科两会”上发表“学术论文”，写信给科技部部长万钢，要求为各类民科平反，要求给民科正名，认为打击特异功能研究和气功挫伤了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并且特别相信中医等各种民粹。…[详细]

今年3月，有媒体邀请茅于轼到郑州演讲，两位郑州左派女网友葛黎英、宋英到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反映情况并表示坚决反对，使这一活动不得不取消。在这次围攻茅于轼的“长沙会战”（葛黎英语）中，葛黎英率领“河南兵团”前往参加，被许多左派网友赞赏。

葛黎英率领河南左派网友在长沙抗议茅于轼

据葛黎英自述，她生于1951年，15岁开始经历文革，然而她对文革的看法与通常出版物中的看法相当不同。注意，是看法不同，而不是描述的事实有多大不同。葛黎英是见到不少武斗打死人的，但她自述时似乎感不到任何恐怖，反而用打死人者被追究了来证明文革中并非没有秩序。葛黎英称：“我的一生也够幸福的了，毛主席领导的史无前例文革我能够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能够亲身经历，这两件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现在马上步入花甲之年，如果能在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场上拼搏而牺牲，将是最大的愿望。”

很自然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不同看法的茅于轼，成为葛黎英的眼中钉，在2011年“公诉茅于轼”的活动中，葛黎英也成为组织者之一。抗议茅于轼的人中，有相当部分与葛黎英有类似的经历和态度。…[详细]

海外网友阿Q在美国抗议茅于轼

围攻抗议茅于轼的人不仅只在国内，海外一样也有。“海外阿Q”是一位美国网友，40岁左右，自述出生在大别山区，90年代自费到美国留学，现在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旗下公司任网站开发总管。“象许多热血爱国青年一样，他参加过庆祝香港和澳门回归的游行，为长江洪灾和汶川大地震捐过款，也曾护卫过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和抵制CNN等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的报道。”。他还曾向新疆某所小学捐赠了大量的羽绒服和文具，自豪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把力”。

然而，或许是民族主义情感太过旺盛（海外华人身上这种情感很常见），他见不得茅于轼领美国人的奖。当去年茅于轼在美国领取“弗里德曼推进自由事业奖”时，他愤怒地举牌冲进酒店抗议“茅老贼，美国人走狗”，他坚信，颁奖的美国机构目的不单纯，茅于轼就是汉奸卖国贼。…[详细]

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是科学被毁灭、愚昧被宣扬的一个高峰时代。在那个时代，“心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脚踏实地让位于狂妄自大，科学严谨让位于粗鲁蛮横，主流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大老粗”反而是英雄的代表。这种时代特征塑造了一代人的科学素养和思维习惯。

受这种时代特征影响的人，特别容易有反主流情结和迷信“阴谋论”。所以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乌有网友”成了反对当今主流生物科技转基因的最坚定力量。他们从阴谋论的角度去理解茅于轼的“取消18亿亩红线”，认为这是配合美国人的转基因阴谋。在某左派网站一篇“湖南教训汉奸茅于轼集结号”的帖子里，召集人的邮箱就叫做“湖南反转”。…[详细]

2012年9月9日，郑州某些左派网友围攻反对者

在最近的一个反映郑州某左派网友群体的纪录片中，有这么一段镜头：在郑州五一公园，一群年长的左派网友聚会，见面就谈起了茅于轼，抨击茅于轼批评毛泽东，说“不知他吃了谁的饭”，然后众人开始谈中国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然后， 一个年长妇女突然动情地对镜头大声诉说“下岗工人没有地方住，我收入只有450快，只能捡垃圾。”周围顿时没了杂音，听者神情肃穆。接下来一位老者发言，激动地说“我58年参加工作，现在退休只能拿到1千块钱……有病不敢去医院看，这就是今天的社会。”

在郑州一次左右派网友辩论的聚会上，一位毛泽东支持者，叫大宝的工人在维护毛泽东的时候也激动地说到“我作为一个八年的煤矿工人，今年42岁了，在这个城市（郑州）无立足之地，我也没有结婚。难道我没有劳动？我劳动的果实哪里去了——”。

显然，很多人嘴上反对的是茅于轼，根本上则是借反茅于轼发泄对自身现状的不满。不管是在郑州五一公园集会发牢骚的年长退休工人，还是葛黎英这种二三十年前就坚定一直“走老路”的人，他们或经济困难，或从文革时的弄潮儿变为改革后的边缘人，充满失落感。…[详细]

在2008年“火炬传递风波”中，人们就发现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实际上，不管是年轻的留学生，还是早年就移居海外的老华人，都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

这种现象也不独存在于华人圈，在俄国历史中，被沙俄和苏俄驱逐到西欧的知识分子，后来普遍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这种现象被研究者称为“客家人现象”。

当一国的人移居海外成为“客家人”后，他们需要将民族主义作为认同资源，缓解置身当地主流社会之外的失落感，以及增进同族群移民圈子的凝聚力，因而竟然会产生比留在本土的族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前述的海外阿Q有那样的举动，也就不奇怪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