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难题

俄罗斯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国家定位的摇摆上。1909年俄国“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维·伊万诺夫在《金羊毛》杂志上说：“我们要解决的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自我确定问题”，“我们是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惑。有评论认为，普京的政治理念就是目前选择的一种模糊表达：普京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列宁的“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的传统，不是刻意认定选择路线，而是去适应，去进行俄国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普京的策略就是在一些相互斗争的派别之间摇摆不定，把他认为其他派别中对自己有用的理念为我所用。有人对他的治国方略给出一个公式：强力政治+自由经济+民粹（民族）主义=普京的理念。

叶利钦时代的四大基石：1、非布尔什维克化，2、私有化，3、非军事化，4、亲西方化，前两项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后两项则变动较大，似乎变得更符合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了。 由于东西较量的作用力，导致俄罗斯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对前一发展阶段的否定。19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进行论战而产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那些话题在150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着，也仍然没有结果，可见其选择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难。这种定位困难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方向的战略转移和发展速度地不均衡性和跳跃性，在近几十年来俄国不论是外交政策、国内税收、转轨战略、教育制度等等方面都是一紧一松地反复震荡，缺乏长久性，即便是确定贯彻执行的政策又都是被大打折扣的。

十月革命后俄国人曾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方向标”的问题，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条金光大道，没有料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剧变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确立的“苏联人”自我认同戛然而止，再次面临“自我塑造”的选择难题、再一次经历巨大的历史困惑。俄罗斯独立研究所的别杜霍夫教授说，“我们最大的悲剧在于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与自己机体内的现代性因素相适应的发展成长道路。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难题。

“称强、做大”的追求眼下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俄罗斯的选择是“俄罗斯必须要强大”。 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收缩”战略下的处境强烈地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和“优势民族”心理的俄罗斯人，剧变后到21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罕见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而遭到冷遇，使本来就好激动的俄罗斯人发出“孤独地愤怒”，而现实当中西方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倍感“不高兴”。苏联解体后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很快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后苏联空间成为一个失控的暴力竞技场；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褊狭，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于是，愤怒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相竞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整个社会都处在“火气旺盛”的“逻辑反冲”中，无处发泄的无名怒火终于在“民族主义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

如今的政权也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战争年代动员民众的符号，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至上、俄罗斯的伟大之处的词汇，并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

普京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俄罗斯已经不是超级大国，但“帝国荣耀”、弥赛亚的救世思想曾深入人心，因为在俄国人看来，“世界只尊重强国”， “称强、做大”是俄罗斯人的追求已久的目标，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安全焦虑症”与俄罗斯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并使之变成了一个主流社会心态。“大就是美”是俄罗斯人一贯的追求。所以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民粹主义往往是有大众追捧的土壤。民族情绪的宣泄，主要是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人不平衡心态和把外部世界“妖魔化”政策导向。

俄国人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犯糊涂”，在历史上多次重复过全民一致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波兰起义遭到沙皇镇压，此时恰逢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大肆吹捧俄军的胜利，别林斯基也认为应对沙皇的行动采取赞许态度，并多次赞扬普希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诗歌。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切齿痛恨的言论，令马克思对俄国知识分子倍感失望。俄国的民族主义使很多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迷惑，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清醒的人不多，俄国对外扩张在国内从来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少有知识分子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像20年前美国结束越南战争那样认为“我们错了”的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点，也没有勇气敢于招惹蛮横不讲理的“狂怒斗士”，冷静理性的“正常观点”往往在 “咆哮环境”中出不来。

虽然目前“强国”理论甚嚣尘上，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俄国的发展战略会根据国际环境做出不断地调整，俄国战略的原则性不是很强，会有很大的漂移性，搞国际关系的人可能都记得，2000年普京邀请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问莫斯科，2001年北约在莫斯科开设了情报站，2002年北约又在莫斯科设立军事使团，俄国与西欧的关系十分热络，双方建立了“20国机制”，俄罗斯几乎就成为一个“准北约成员国”，9·11事件以后普京第一时间内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主动向美国开放中亚走廊，只是到2004年以后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才急转直下，同一个普京在不同时间发出过加入北约和谴责北约的声音，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说，他能够对俄罗斯五年后的预测是绝对准确的。

俄罗斯的历史充满了不可预见性，推断它将来如何是很冒险的。但大致的预期可以说，俄罗斯未来的趋向是与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不开的，如果国内经济形势平稳顺利，它便会逐渐完成向民主国家的过渡，如果经济状态长期不佳，社会情绪就容易极端化，“魏玛化”的阴影就可能再次笼罩俄罗斯，传统的机械思维惯性会以新面目重现一些老内容，民族性格中的积淀的一些“潜质”的东西就会显现。由于外部环境和经济压力刺激下的民粹主义的土壤会不断地生长出来一些过去传统文化中的“好沙皇”、集体主义、卡里斯马政治、非理性思维、排斥西方模式、救世情结等变种花样。这并不是文化决定论先入为主观念，而是根据路径依赖做出的一些判断。

“卡理斯玛政治”的社会背景

“卡理斯玛政治”在俄国目前仍有市场。早在1993年11月9日《俄罗斯报》就发表了《人民期盼强权》的文章，时至今日，“沙皇”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仍是充满敬意和褒奖地称谓。日本的《选择》杂志说，普京正日益斯大林化，普京变得越来越像斯大林，他甚至已经成为“小斯大林”。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以后，普京出席企业家大会，全场起立长期间地鼓掌，很有斯大林当年的风范，可以感觉出企业家的确怕他了。普京的“杀鸡儆猴”策略奏效以后，企业家都识时务地不敢“染指”政治了，或者与当局合作、或者远离政治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独立电视台”曾是俄罗斯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古辛斯基拥有它49·5%的股份，2001年4月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公司通过股票交易导致电视台易主，古辛斯基流亡国外，其实这都只是国家整顿传媒、控制传媒的一些手段。普京过去反对个人崇拜，而现在不反对了，他说只要对俄罗斯国家有利就行。俄国人喜欢神话，在沙皇神话、西方神话破灭以后，又复活了“斯大林神话”，现在又把希望寄托在“普京神话”上。有一次在召开政府工作会议时，有两个官员在耳语，普京怒斥道，“如果你们对会议没有兴趣就滚出去！”立刻全场噤若寒蝉。普京到超市看了看价钱，说物价怎么这么贵，第二天该超市的物价马上就得到了调整，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物价又恢复了原位。

胡锦涛2009年6月访俄，礼宾司已经安排好先梅德韦杰夫后普京的接见顺序，可普京不顾常规执意要他先见胡锦涛，根本不考虑梅德韦杰夫的感受。无可否认普京有操纵俄国社会、媒体、和中间分子的能力，因为社会有对“铁腕”的需求度。 由于长期以来“村社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调平等、强调统一、强调整体的习惯根深蒂固，他们希望有一个惩治腐败的铁腕政权建立秩序和平等。现在的舆论是“前进不知往何处去，也不能后退”，只能建立权威政治，那就是：戴高乐体系+俄式第三条道路——总统大权在握，民族和国家利益优先，对美国保持相对独立。曾经有过“大国光荣”的历史记忆，很难放下身段承认现实，俄罗斯人在困难的时候普遍希望有个铁腕人物来拯救国家，重振雄风。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历代统治者中，凡是能够导致国家强盛者都有较高的声誉。   “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维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当今俄罗斯评价越来越高，该学派认为，由于自然气候和地理因素，俄罗斯平原广袤无垠、苍茫无形，一百多种民族的组合导致“易散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国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着领路人的作用，国家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机构，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只有国家强大民众才能有安全感。

俄罗斯民族的惰性以及幅员辽阔等特点，治理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制，因为其他的统治方式都很难使上面的命令迅速下达并贯彻执行，而且还会为那些妄图使强大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动提供土壤。19世纪思想家谢尔盖·沙拉波夫的至理名言：“俄国专制政权应当在国家经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就如同大银行和交易所对西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一样”的理论，现如今又被人反复提及。

非理性的传统与集体主义俄国人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反感，认为西方的理性科学是肤浅的。俄国哲学家洛斯基说，西方理性导致了“心灵信仰和理性的割裂”，而俄罗斯人更相信心灵不相信理性。俄罗斯的思想一方面最直接，另一方面又是最内在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说，“俄罗斯是自然本性的玩物，而不是理性的玩物”。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逻辑概念演绎。俄国所有数得着的伟大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耶夫等无一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反感，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普希金说：“俄国与欧洲是格格不入的”。托尔斯泰说：俄罗斯“不适合逻辑分析，逻辑是枯燥邪恶的，它来自魔鬼，俄罗斯的感性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 俄国人认为，对奥秘进行思辨是不好的，最好是对其深思默想，让它发出光明，在不被理性化的情况下，奥秘才变得透亮。在俄国，理性遭遇激情往往会败下阵来。具体表现在俄国自己承认，不论在那一种政治制度下，“俄国人永远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质”。托洛茨基甚至说，“伏特加”在俄国是属于政治词汇。似乎国家的一切幸与不幸都和“酒”扯得上。坊间里说，酒与日俄战争战败、与一战战败、与二战胜利、与戈尔巴乔夫下台、与证券私有化失败都有关系。

村社几乎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重集体、轻自我”性格形成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高尔基以诗歌的形式激情满怀地为“集体主义”呼喊：“单独一个人——微不足道，单独一个人——等于零，单独一个人的声音，比啾啾的鸟声还要低微”。村社消失以后，集体农庄、工厂、单位又成为新的依赖对象，“大生产”中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农民、国有经济劳动者比集体劳动者、集体劳动者比个体劳动者更留恋“大锅饭”，他们对自由派设计的不加限定的“市场经济”抵触情绪是可想而知的。

普京在2000年发表的电视讲话《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特别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应当在社会政策中首先考虑到这一点”。俄国人认为西方大量的法律来保护个人权利对俄罗斯是不恰当的。“非个性化”的俄国特色曾经是革命的强大推动力，也是叶利钦自由主义改革难以推行的社会背景，多少年来平等意识使得俄罗斯仇富、平均、反对个性突出的心理依旧，有人认为，西方的那套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精神损耗，会破坏集体主义、同心同德、互相帮助、团体精神、爱国主义这些俄罗斯传统中已有的东西。

反西方传统T·沙尼认为，俄罗斯是第一个对西欧经验的普遍意义或绝对价值提出疑问的民族国家。他们以蔑视的态度对待高出他们发展水准的“世界资本”和“西方瘟疫”。在俄罗斯传统看来“浮华世界”会使“自然状态”的农民受到侵蚀，使他们失去质朴的本性。他们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存在的理想形式，只有脚踏广袤的黑土地、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才有立足之本，才不会被城市的污泥浊水说吞没。

在俄国一直存在着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离感”和“接纳障碍”，他们认为自己有一套不同与“崇尚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民族特点是：“经济”这个词是作为精神道德范畴而存在的，按照东正教的原则这个欲望要受到节制；它有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特运转方式，它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证生活和劳动。这种“自然主义”是反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强盛了俄国，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民众，在俄罗斯“西方（запад）”这个词对应的不是东方，而是“下层”，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西化的民族认同。布尔加科夫说，“反资本主义性”是俄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精神特征。舍斯托夫的经典论据是，西方现代文明被科学技术牵着鼻子走，把人从“有思想之物”变成了“最卑鄙的驴子”。 后来流行全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都和俄罗斯流亡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称，是俄国流亡的知识分子开启了西方的“后现代潮流”。

现在俄罗斯自我标榜是“全球抵抗自由主义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俄国式全球化的标准”。从2001年开始每年的9-10月份一些青年组织都会举行一个“反资本主义大进军”的游行。在反对政府的四类（民族主义、生态运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青年组织中，除后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反对西方、抵御西方“资本渗透”和“文化侵略”的，他们认为，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是邪恶的，它给俄国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这种鄙视商业和企业是有历史传统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和难以消除的对重商主义的不屑一顾，不但在民间很有市场，就是在企业界内部也往往成为批判标准，根据1870-1913年《田地》杂志表明：俄国文化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衬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这44年间有106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企业家的人格受到质疑，他们受到赞扬的不是企业活动，而是慈善事业。缺少商业文化的妥协影子，以及轻商抑商、反市场、反利润的理论仍随处可见，说明传统的价值取向仍然占有相当的地位。

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

俄国社会阶层的上下分裂之触目惊心是人所共知的，19世纪俄国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民众的“草根化”分离以后，民间便对“精英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行而上思维的敌视，他们认为，被西方文化腐蚀掉的“上层是漂浮在民族生活表面的泡沫”，因为不能容忍“文化”、“财富”和贵族习气缠绕在一起，于是民众便走向了摒弃精英文化、厌恶财富的另一个极端，他们的理想状态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 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的理论奠基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自我明确定位说，他是反社会的极端派、典型的雅各宾党人、永不妥协的游击队员。他坚决反对托尔斯泰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他看到了俄国人不习惯第三种选择的中庸，动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这些特征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发芽成长。列宁也说过“中间派”是一堆烂泥巴。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描述一个士兵和学者辩论的场景，士兵对学者要求“理性”的声音只有一句作答：“现在世上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不和我站在一起，我们就和他动刀子”。其实这就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号：“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的一种“普及版”。强烈、狂热、绝对、一切、全部，这些词都是俄罗斯集体潜意识概括。正像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左派幼稚病”与激进主义在俄罗斯依然盛行的一个标志就是，到处都是“俄罗斯不高兴”的人。 目前在俄罗斯有“光头党”一万多人，而且这类极端组织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布要实现俄罗斯的“第三罗马使命”，要求撤换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权，2005年2月成立的“欧亚青年联盟”成立地点选在弗拉基米尔州的亚历山德罗夫镇，这里是伊凡雷帝在“特辖制”时期的驻扎地，该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欧亚帝国”，要组成“新的特辖军团”打击一切分离主义，不允许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发生“颜色革命”，反对北约、反对科索沃独立、反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欧亚联盟在为其积极分子举办的夏令营中举行格斗训练，教授如何驱散异己的集会、讲座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组织是美国的间谍，对他们的活动要进行破坏和打击。

“俄国特殊论”的社会土壤

19世纪俄国所有杰出的思想家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会使他的独特性消失，从属于西方大国，并最终被淹没，用齐普科的话说：“维护民族的代码，维护其精神的独特性要比对农村进行工业改造中要强百倍，既然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必定是有能力自我发展的”。俄国历史上的几次“西学东渐”运动最后或者以悲剧性告终，或者以转向斯拉夫主义而收场，西方派的旗手除了早逝的和进入官场的后来都或多或少的改变了立场，好像这块土地具有一种“集体传染病”的魔力。现在俄罗斯不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仍有相当部分的人在重复索尔仁尼琴“新斯拉夫主义”和“西方文明绝境”论，政府爱谈“俄罗斯特殊论”是把它作为与西方抗衡理论基础和推卸责任的借口，一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就把它归于“民族性”，部分学者高唱“俄罗斯文化基因特殊”的原因则要更为复杂一些，既有后现代意识又有弥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白的考虑。

“套娃政治”

俄国并不是没有法律传统，但在俄国历史上崇尚法治和立宪的一直是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和欧化的地主，他们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倡导者，与此相反的平民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法律、选举、民主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就是现在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律师在公共生活的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看来，似乎国家的强大与先进的社会在俄罗斯无法同时兼得，“行政权强化与法律权弱化”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后越来越明显。普京明确说：“强硬政权是社会秩序之源和保障”，俄国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无法完全纳入大陆法系的法理框架。一般的俄国民众认为法律是“虚伪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罗斯格言说，“只有所有的法律都死亡了，人们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现实生活中法律远不如传统俄国的“村社民主”实在和“人民专制”能够解决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到现在俄国共有5部宪法，可以说司法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违规的事情随处可见。谁都知道造成中俄贸易的“灰色清关”主要原因，完全是俄方人为造成的，在俄国的城市里任何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都可以肆意“执法”，俄罗斯国内外一直公认，在俄国要发展起真正强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还需要花费几十年，而不是几年。行政权强化与法律意识弱化被俄罗斯人戏称为“套娃政治”、“套娃民主”，以讥讽其表里不一、套大瓤小。

“救世主情结”与俄美关系

所谓“弥赛亚”就是“天降大任于斯”的民族、“是通晓上帝真理的民族”。别尔嘉耶夫说“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换一种列宁的通俗解释：“苏维埃真理不可能仅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性质而言，它应改变整个世界”。俄国人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第三罗马没有实现的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最令俄国人感到欣慰的是，第三国际不是国际的而是俄罗斯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相互重叠了，俄罗斯精神中的“社会真理”将在全世界实现，这和俄国的“弥赛亚精神”是契合的。俄国人的潜意识里，“苏联”这个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它在经济上的要大得多，这是苏联解体以后许多俄国人都承认的一点。俄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俄国人就爱叫美国人“不痛快”，因为美国人屡次刺伤俄国人的自尊心，一再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把俄罗斯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砝码，在苏东剧变后的国际舞台上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充当国际警察，叫当惯了老大哥的俄国人心里非常不舒服，以前什么时候受过这份气，用莫斯科的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如果苏联在，美国人敢吗？”“弥赛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的血液当中，延伸到20世纪的革命和冷战过程。

俄国人一直期待，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在此岸世界实现一种不重复西欧道路的追求，成为世界文化的榜样。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

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在叶利钦时代，西方与美国使俄国感到冷遇和轻视的状况伤透了俄国人的自尊心。普京刚上台的2000年被美国海军在公海扣押了“伏尔加石油公司”游轮，因为普京的抗议态度不坚决，遭到了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俄《消息报》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这次事件对普京触动很大，2004年普京第二任期以后外交态度取向强硬。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的鹰派来说，西方使他们蒙受屈辱强烈的刺激了他们，北约和西方在填补苏联放弃的国际空间时，从来都没有考虑到俄罗斯人对安全的担忧。美国说俄美双方是平等伙伴关系，俄罗斯觉得毫无平等感，俄罗斯要的是“俄美共管世界”的格局，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美国把俄罗斯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国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是两者思维差距的矛盾所在。在美国人看来，俄罗斯现在依然是风险很大具有不确定因素的国家。俄罗斯没有放弃恢复帝国的愿望，美国不允许对自己造成威胁的战略潜力，也不允许俄罗斯恢复帝国。2009年卫国战争纪念日游行队伍中的标语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莫斯科大街上的口号是“建设强大的俄国，普京！”民众认为，彼得大帝打造俄罗斯国威的安全理念仍然没有过时，军事改革的切入点是“优先发展军事”，哪怕超出社会发展水平也在所不惜。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主要著作：《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道路》，中央编译出版社，与卞悟合著，1996年；东方出版社，2013年。《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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